文国这些年在对比语言学这个领域做了许多创造性的研究，不论是对中国的和西方的学科理论史的研究，还是对对比语言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探索，都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他的《汉英语对比纲要》的这本书及以这本书为教材的这门课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立意的高远。
我之所以说立意高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根据。
（1）他把对比语言学看成是普通语言学的基础。他挖掘和继承了西方洪堡特（W.V.Humboldt）、沃尔夫（B.L.Whorf）、叶斯柏森（O.Jespersen）和中国赵元任、王力、吕叔湘、林语堂等人关于对比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关系的思想。
（2）他提出中国汉外对比研究的另一个目标是建立汉语自身的语言学。文国分析说， 19世纪末我们急于学西方走富国强兵现代化之路，中国语言学家胸怀民族振兴的志向，孜孜追求建立西方式的汉语语法体系，“这恐怕是他国的对比语言学家们所想象不到的。西方对比语言学的鼻祖们，即使是洪堡特、叶斯柏森和沃尔夫，大约也没有想到过对比语言学可以成为一个民族语言学建立的基础。”我们的语言研究在处理中与外、古与今之间的关系上存在什么问题呢？潘文国把这个问题放在普通语言学的观照下先引证评述了洪堡特、高本汉、叶斯柏森等对汉语特点的论述，后又引证评述了陈承泽、赵元任、黎锦熙、王力、吕叔湘、何容、高名凯、张志公、徐通锵等人的思想观念与困惑，得出结论说汉语和印欧语是两大不同类型的语言，其本质差别在于语义和语法形式的关系不同，也就是有没有“形态”，汉语没有印欧语词类和句法那样对应的关系。潘文国说：“否定‘形态说’和否定‘词’的概念是语言对比研究带有全局性的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普通语言学理论是个相当大的冲击。”他分析了研究汉语的9类学者之后说：“我们有必要研究中国的汉外对比发展史，从中来观察汉语研究和中国普通语言学研究的真正进展。”汉语的研究必须走中外和古今两个结合的道路，中国语言学百年历史证明，中断自己的传统、跟着外国的理论转是没有出路的。
（3）正确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历史决定逻辑，逻辑反映和修正历史，二者是对立 统一的关系。这是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科学而有效的方法，因为它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理论范畴的建立与转化必须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材料为依据的原则；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在逻辑上要用范畴内涵的自身矛盾来表达的原则；历史进程中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的内在联系要体现在比较完整而成熟的范畴体系中的原则。我读完文国的书稿深深感到他努力按照这三条原则在思考和研究学科的发展规律、理论系统、研究方法等重大理论问题。
（4）用高层理念来观照学科全局。人文学科和其他学科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对人类的命运有着强烈的终极关怀，它关心过去与现在，但更关心未来。当然在这一点上哲学是排头兵。吕叔湘（1988）说：“说到底，语言学本质上仍然是一门人文科学。”所以它也有这种品质。不过以前很少有人关注语言学的高层理念问题。文国在这本书中多次讲到中国语言学问题要让外国学者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外国语言学家应主动关注中国的语言学，因为语言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我们应该存异求同，他重申了《论语》中“和而不同”的思想，说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友好而和谐地共生，不然“就意味着语言世界的纷争和人类社会的不太平”，在书的结尾处他画龙点睛地宣告：“对比语言学的终极目标是求‘和’，这也是本书的最终结论。”由此足可以看出他思考和研究问题的境界之高，我读后大有登上泰山极顶一览众山小之感。 |
